第十七章:开放商业
“朕登基以来，便深感我大秦国力衰弱，所以朕决定变法图强……”
现在大秦施行的政令是重农抑商，在大秦历代皇帝眼中，商人不事生产，然而商人又多有财富，是国家动乱的根源所在。
龙云枫的政令是解放商业，除了盐、铁、粮、军械不放开以外，其他的商业全部解禁，不再完全掌控。
御史大夫周胜看着商业改革策略，脸上显露出了几分急切。
周胜听完龙云枫的商业改革策略之后，拱手说道：“陛下，依臣看来，国家之根在农不再商，臣以为还是重新丈量土地，按田亩收税，制定更加严密的农业税收，不可解绑商业……”
“陛下，臣以为周大人所言甚是，商业掠财一直是国乱之源，……”九卿之首的奉常杨峰开口附和周胜。
“依臣之建，当开垦良田，必能使百姓富足……若百姓富足，则天下安定……”周胜再次开口说道。
“若是解禁商业，怕是会引来世家大族的不满……”杨峰说道
两位大臣都不支持龙云枫的商业改革策略，他们是士大夫出身，一直看不上商人，而且在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之中，商人的地位极其低微……
龙云枫看着杨峰和周胜笑道：“两位爱卿所言甚是，农业一直是国家之本，可是在朕的眼中，商业同样不可或缺。”
“陛下！您这可是与士族作对啊！自古以来重农抑商便是尊士族，贬商贾，若解禁商业，恐怕士族反抗，朝廷将不稳......”杨峰话音还未落。
“陛下，臣支持陛下改革，开放商业。”王焕站了出来说道。
“臣也支持陛下。”朱宇也站了出来支持。
毕竟前几日在和陛下商讨之中商业税的税收居然可以达到农业税的几倍，现在国库空虚，再不想点办法，国家财政就得崩溃。
“陛下，臣反对开放商业，自古朝廷实行的便是重农抑商政策，如果开放商业，土地没人耕种，我大秦江山不稳啊！”廷尉王植反对道。
商人的地位为什么不高？
重农抑商是天朝古代传统政策。
究其原因，一般都会按历史教材上理解的，说生产力落后。
其实这个说法不能推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种决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是犯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认为生产关系由朝廷决定。
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商业？有商业就说明不落后，至少没有落后到吃不上饭的程度。（看到有些知友说商人不创造财富，我在后面会加以解释。商人是创造财富的）
就拿天朝古代商鞅变法，商鞅为什么要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
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商君书农战篇》
商鞅认为一个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
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有诚信就容易役使，民众诚实便可以用来守城作战。
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
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去从事农业。
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
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
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
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
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
抑制商人是因为害怕人们看到商人的富贵而不愿意再从事农业，不从事农业则人民就不能为君主作战了。
在这里商鞅反复强调了农民比商人好的地方是“重居”，也就是不搬家。如果人民“轻其居”就不能为皇帝服务了。这是什么逻辑呢？
真实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有关，法家在战国时期兴起，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动员国内力量进行战争。
如果要动员国力，无非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兵，一个是粮。你是秦王的话，怎么招兵？怎么征粮？你认识每个老百姓吗？所以你需要户籍制度。
每个人都必须登记在册。
而如果要搞户籍制度，就必须要求人民不能随便迁徙，否则一旦每个人都随便搬家，户籍就乱了，有的人就可能逃脱兵役和税收。
农业恰恰既可以提供军粮，又可以束缚人民不去迁徙，所以才要提倡。
在古代社会，保证人民定居不随便迁徙是最重要的事情。
朝廷会设立刮户使一类的职务，专门搜索那些逃掉的民户，把他们编入户籍。
作商人利润大，比农业轻松（当然风险也高，容易亏本），但是却不可能定居，所以政府是非常害怕商人成为人民最喜欢的职业，一旦大家都经商，兵员和粮食（指政府能征到的粮食）都会很成问题。
然而这还不是打击商人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让老百姓穷！
因为老百姓穷才会贪图政府的赏赐，才方便统治。
历朝历代政府打着“均贫富，抑兼并”的旗号，实际上不是为了大家共同富裕，而是为了大家一起贫穷。
国库里堆满财富，老百姓没有明天的粮食（又刚好饿不死），是天朝历代朝廷最高目标。
所以商人因为有钱，就最不会贪图政府的赏赐，也就最不会和政府合作，也就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
所以打击商人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力低下，而是中央为了强力的控制人民而采取的方法。
现在之所以不说，可能是因为本朝早期一直延续这个制度，用户口和粮票限制农民进城，控制农村，从农业汲取财富供养工业。
从深层次看，民间商业是天然反专制的，民间商业的积累最终会导致一些身份卑微的人，非常富有。
商业发展后会使得交换关系深入人心，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的基础——人身依附关系。
其实教科书上的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比如“封建制就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照这么说天朝政府就是最大的封建势力，他直接间接的控制了全国的土地，这显然是不对的。
封建制的根本是人身的依附关系，财富通过人与人的依附关系，以政治力为手段进行分配，而商人则完全不是靠这种方式分配的，商业靠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以交换为手段进行的分配。
一旦商人的分配方式得到全社会的认可，那封建制度下的分配方式就不可能继续维持。
商人不创造财富吗？
我们试想没有商业的两个地方A和B。A地适合种米，B地适合种桑。在没有商业的情况下，A地必须划出一块非常适合种米的土地，种很不适合的桑，B同样也要划出一块本来非常适合种桑的土地，改种特别没有效率的米。
一旦出现商业，就会发现A地的米又便宜又好，B地的桑又便宜又好，这就促使A地种桑的人改种米，B地种米的人改种桑，使得A地B地的产出同时增长，增长的部分就是商人创造的隐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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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秦施行的政令是重农抑商，在大秦历代皇帝眼中，商人不事生产，然而商人又多有财富，是国家动乱的根源所在。
龙云枫的政令是解放商业，除了盐、铁、粮、军械不放开以外，其他的商业全部解禁，不再完全掌控。
御史大夫周胜看着商业改革策略，脸上显露出了几分急切。
周胜听完龙云枫的商业改革策略之后，拱手说道：“陛下，依臣看来，国家之根在农不再商，臣以为还是重新丈量土地，按田亩收税，制定更加严密的农业税收，不可解绑商业……”
“陛下，臣以为周大人所言甚是，商业掠财一直是国乱之源，……”九卿之首的奉常杨峰开口附和周胜。
“依臣之建，当开垦良田，必能使百姓富足……若百姓富足，则天下安定……”周胜再次开口说道。
“若是解禁商业，怕是会引来世家大族的不满……”杨峰说道
两位大臣都不支持龙云枫的商业改革策略，他们是士大夫出身，一直看不上商人，而且在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之中，商人的地位极其低微……
龙云枫看着杨峰和周胜笑道：“两位爱卿所言甚是，农业一直是国家之本，可是在朕的眼中，商业同样不可或缺。”
“陛下！您这可是与士族作对啊！自古以来重农抑商便是尊士族，贬商贾，若解禁商业，恐怕士族反抗，朝廷将不稳......”杨峰话音还未落。
“陛下，臣支持陛下改革，开放商业。”王焕站了出来说道。
“臣也支持陛下。”朱宇也站了出来支持。
毕竟前几日在和陛下商讨之中商业税的税收居然可以达到农业税的几倍，现在国库空虚，再不想点办法，国家财政就得崩溃。
“陛下，臣反对开放商业，自古朝廷实行的便是重农抑商政策，如果开放商业，土地没人耕种，我大秦江山不稳啊！”廷尉王植反对道。
商人的地位为什么不高？
重农抑商是天朝古代传统政策。
究其原因，一般都会按历史教材上理解的，说生产力落后。
其实这个说法不能推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种决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是犯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认为生产关系由朝廷决定。
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商业？有商业就说明不落后，至少没有落后到吃不上饭的程度。（看到有些知友说商人不创造财富，我在后面会加以解释。商人是创造财富的）
就拿天朝古代商鞅变法，商鞅为什么要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
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商君书农战篇》
商鞅认为一个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
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有诚信就容易役使，民众诚实便可以用来守城作战。
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
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去从事农业。
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
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
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
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
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
抑制商人是因为害怕人们看到商人的富贵而不愿意再从事农业，不从事农业则人民就不能为君主作战了。
在这里商鞅反复强调了农民比商人好的地方是“重居”，也就是不搬家。如果人民“轻其居”就不能为皇帝服务了。这是什么逻辑呢？
真实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有关，法家在战国时期兴起，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动员国内力量进行战争。
如果要动员国力，无非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兵，一个是粮。你是秦王的话，怎么招兵？怎么征粮？你认识每个老百姓吗？所以你需要户籍制度。
每个人都必须登记在册。
而如果要搞户籍制度，就必须要求人民不能随便迁徙，否则一旦每个人都随便搬家，户籍就乱了，有的人就可能逃脱兵役和税收。
农业恰恰既可以提供军粮，又可以束缚人民不去迁徙，所以才要提倡。
在古代社会，保证人民定居不随便迁徙是最重要的事情。
朝廷会设立刮户使一类的职务，专门搜索那些逃掉的民户，把他们编入户籍。
作商人利润大，比农业轻松（当然风险也高，容易亏本），但是却不可能定居，所以政府是非常害怕商人成为人民最喜欢的职业，一旦大家都经商，兵员和粮食（指政府能征到的粮食）都会很成问题。
然而这还不是打击商人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让老百姓穷！
因为老百姓穷才会贪图政府的赏赐，才方便统治。
历朝历代政府打着“均贫富，抑兼并”的旗号，实际上不是为了大家共同富裕，而是为了大家一起贫穷。
国库里堆满财富，老百姓没有明天的粮食（又刚好饿不死），是天朝历代朝廷最高目标。
所以商人因为有钱，就最不会贪图政府的赏赐，也就最不会和政府合作，也就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
所以打击商人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力低下，而是中央为了强力的控制人民而采取的方法。
现在之所以不说，可能是因为本朝早期一直延续这个制度，用户口和粮票限制农民进城，控制农村，从农业汲取财富供养工业。
从深层次看，民间商业是天然反专制的，民间商业的积累最终会导致一些身份卑微的人，非常富有。
商业发展后会使得交换关系深入人心，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的基础——人身依附关系。
其实教科书上的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比如“封建制就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照这么说天朝政府就是最大的封建势力，他直接间接的控制了全国的土地，这显然是不对的。
封建制的根本是人身的依附关系，财富通过人与人的依附关系，以政治力为手段进行分配，而商人则完全不是靠这种方式分配的，商业靠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以交换为手段进行的分配。
一旦商人的分配方式得到全社会的认可，那封建制度下的分配方式就不可能继续维持。
商人不创造财富吗？
我们试想没有商业的两个地方A和B。A地适合种米，B地适合种桑。在没有商业的情况下，A地必须划出一块非常适合种米的土地，种很不适合的桑，B同样也要划出一块本来非常适合种桑的土地，改种特别没有效率的米。
一旦出现商业，就会发现A地的米又便宜又好，B地的桑又便宜又好，这就促使A地种桑的人改种米，B地种米的人改种桑，使得A地B地的产出同时增长，增长的部分就是商人创造的隐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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